第一章

小燕年方25，家住河北。大学毕业后一腔热血来到北京城，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月薪1万2。由于不想把自己的血汗钱，白白送给房东们，她选择了在燕郊租房。燕郊隶属于河北廊坊，但是与北京通州仅有一河之隔。这里是北漂们的睡城，每天都有数十万和小燕一样的白领，从河北跨越到北京上班。

她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家要安在燕郊。家，一定要在帝都市内。她的未来，一定要自己做主。所以，当一开始听到中介推荐本小区总价150万元的房子时，她高傲的内心是不屑的。

突然之间，作为环京第一楼市，2016年到2017年，在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等概念的推波助澜之下，燕郊的房价一飞冲天。同样的一套房子，中介口中的报价，从150万元，飞速涨到了300万元，翻倍，仅仅用了半年。她惊恐了，彻夜难眠。她担心自己再等待下去，将彻底与房子无缘了。于是她拿出工作三年的积蓄25万元，父母赞助的65万元，咬牙啃下了一套房子。

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8岁的小腾，位于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城市：深圳，从事着高端大气的程序员工作，在一个人人艳羡的好公司里。人们都说，这家公司的市值迟早会破7万亿元，超过美国的苹果公司的市值1万亿美元。因为，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人，只要有手机，里面没有装这公司的应用的。

硕士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他的月薪从2万，涨到了3万。但是他依然焦虑。因为深圳的房价，从2015年6月份开始起步，目前的均价已经到了7万余元，并且看公司里的那些老员工们，中午聚餐时他们脸带红光，纷纷在议论，这3年时间，早年买好的房子和公司激励配发的股票，增值带来的资产，是自己上班收入的5倍了。说到动情处，老员工们忘了餐桌上还有一个只有现金没有房子和股票的他。

于是，他出手了。他盘算了手头的积蓄50万，申请了公司的无息贷款50万，动员父母资助他200万。300万元中，他使用150万作为首付款买了总价500万的小面积二手房一套，然后，把剩下的150万元，在香港股市，买入了自家公司的股票。因为，老员工们都说，公司股价现在是300港币，从上市以来总共涨了450倍，将来迟早会到700港币去。过去的升值速度远超了房价，就是中国的核心资产，一定要买的。

他一度以为，自己终于上船了。毕竟，公司一直有年轻的新人加入，这个城市的流入人口就没断过；公司股价从300港币，一直上升到了475港币。账面升值太快了，那段日子，是惬意的。

意想不到是，世事变化居然会这么快。过去有多狂热，现在就有多冰凉。

小燕所在北京燕郊的房价，已经腰斩了。当初300万的总价，跌回了150万，并且还没有成交量。当初的首付款90万，已经跌没了。

小腾在深圳的小区门口的中介门店，半年之内全部关门了。绿色中介链家App上，同小区的房子报价居然下调了30%。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看起来已经连续上涨了13年的公司股价，突然开始掉头，不仅从475港币的价格回落，还一度跌破自己的成本价，最低到了251港币，把本金都亏进去了。

他们并不孤独。

第二章

过去的3年时间里，祖国大地上，天南地北，到处都在上演类似的万人抢房的盛况，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肾上腺素。人们争抢的不是房子，而是一张不被洪流吞噬的船票。至于这洪流驶向何方，大家都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

但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厦门、杭州、上海、江西，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遍布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不约而同地上演了在售楼盘瞬间调价30%的事件。购房的业主拿出了他们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的优良传统，拉起白色条幅，一身正气地走上大街，手中拿起了趁手的武器，围攻售楼部，维护自身权益。

直到此时，大家才明白，自己被这股洪流裹挟到了高山之上，潮水退去，高处不胜寒；自己仿佛是一颗棋子，被人摆在了棋盘之上，动弹不得。

第三章

“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的。”

这是老百姓们，过去24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无论是媒体、专家、新闻上提醒房价存在的风险时，只要想起这句话，买房者心中就好像有了定海神针，吃下了定心丸。但是，谎言说多了，并不一定就成了真理。

1993年底，高高的庙堂，就决定了从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明确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全部列入地方固定收入。这一决定，后来虽然多次修订，但是，土地出让金的绝大部分收入留归了地方，已经板上钉钉了。高高的庙堂，和数十个地方诸侯的博弈，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

所以当我们讨论“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具有这个动机的，一定是地方政府，而不是高高的庙堂的那个。因为，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公务员、教育事业、事业单位，都在指望着土地出让金贡献收入，要不然，家里揭不开锅，影响地方要员们的升迁大业。

但是，高高的庙堂，并不会让地方政府蒙眼狂奔。因为，经济发展的长久健康度，以及金融系统的风险防范，都是和它的合法性，系于一身的。大话说白，那就是，土地出让金都让你们地方政府收走了，债务却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一旦房价偏离了经济发展的轨道，金融风险袭来的时候，风险却都是高高的庙堂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过去的24年，疯狂卖地的，永远是地方政府；提出调控措施来严控风险的，永远是高高的庙堂管辖下的住建部。它们的利益出发点，并不一致。

但是，2015年这一次，高高的庙堂，却和地方政府，站到了一起。

事后，我们从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文件中获知，截至2017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7%；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集中在市县两级，以×省为例，该省银行隐性债务总额中，区县级占比超过45%；市（州）本级占比超过40%；省本级仅占比约15%，远低于市县两级。要注意，这可是发动了2年的涨价去库存运动之后，为地方解围之后的结果。那可想而知，在2年前的2015年时情况是如何。

因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如何发动人民群众，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化解这一风险，成为高高的庙堂所思考的事情。既然债务总量是无法减少的，那么如何做结构性转移，将债务，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转移到居民手里，就考验操盘手的大智慧了。

第四章

首先摆下这个棋盘的，是北京成方街32号的棋手。

周行长，早年当过知青，留学过美国，身上有很多官员没有的特质。他被美国媒体赞誉为：中国最具能力的技术派官员。

他是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历任四届政府。15年来，周行长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2002年末上任时，中国刚走出通货紧缩，但迅速走向投资过热和通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跟随美国大幅跌落，此后在四万亿资金的刺激下，开始了漫长的弱复苏过程；2018年内忧外患，经济的实际真相如何，并不重要，我们只知道，《人民日报》口中的经济表现：

“底气十足，稳中向好。”

阶段不同，周行长的任务亦不相同。

2014年年底开始，中国进入降息通道，连续六次降息。《人民日报》说：A股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2015年3月，周行长表示：

“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

于是，中国的股市，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的前提下，依靠着国家意志，上证指数硬是从1974点涨到了5178点。

2015年9月，成方街那只手调低了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首付比例进一步被降低到20%，烈火开始烹油。2016年2月，周行长表示：

“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

什么叫杠杆呢？就是用比较少的本金，申请贷款（负债），去撬动总价高的资产。负债和本金的比例越大，杠杆越高。

央行行长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一系列宽松举措释放了大量热钱。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开始了最后一轮的浮华膨胀。

一个好汉，三个帮。紧随其后的，是国家开发银行。

地方政府对棚户区改造，需要用钱补偿给被改造住所的居民，居民再用补偿款去购买新房，地方政府向开发商收取土地出让金之后，再还给国家开发银行。从2014年开始，为了响应国家去库存、降杠杆的城镇化方向，地方政府们纷纷行动起来，轰轰烈烈的棚改运动开始了，当年的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是9%，2015年来到了30%，2016年来到了50%，2017年达到了最高峰，是60%左右。截止2018年5月，国开行累计发放棚户区改造贷款近4万亿。

足足4万亿，和2008年我国拯救金融危机时的刺激计划规模，是等量齐观的。

伟大的操盘手，只要布好局，把关键的变量设置好，后面的形势，它会自我演化和迭代，最终达到另外一个稳定态的。

最先暴涨的是深圳，在2015年房价飙升了一倍多。深圳限购后，热钱很快涌向资产洼地上海和北京。为了规避严厉限购，上海市民们凌晨两点起来排长队离婚，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甚至因为超出了接待能力，不得不限号离婚。

于是，就连三四线城市的老乡们都在政策号召下纷纷入场，响应了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万人抢房盛况，开始上演。

房价下跌成燎原之势！他们还在逼我们妥协

在上文中，我们称呼他们为韭菜。后来我深刻反思了一下，为自己的危险思想，狠狠批判了下自己。怎么能把人民群众响应高高的庙堂的行为，形容为韭菜的行为呢？

金庸先生最近驾鹤西去了，但是他在《射雕英雄传》里为大侠所下的定义，却留在我们心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在我看来，过分倡导个人英雄主义，毕竟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协作精神，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形容人民群众，最好用这个定义：

侠之大者，为国接盘。

这种精神，再过10年，当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身体在颤抖，也一定不会忘记当年一往无前的大侠气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