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类分子”游街：文革时期，大队经常召集生产队社员到小学大天井里开会。每次开会各个生产队社员都会举着红旗排着队进场。每次开会都会把大队里的几个地主、右派等“四类分子”揪到主席台上站着，头上戴着一顶报纸糊的标明身份的尖高帽，一直低着头站着直至散会。平常开会还好，只管乖乖的站着，要是轮到开忆苦思甜之类的专题批斗会，这些“四类分子”还得接受社员轮番的批评、指责、控诉、耻骂甚至殴打。散会后，他们还要在大队治保主任的监督下，排着队从小学校步行到新街游街，接受墟日赶集的社员群众“观瞻”。领头的人还要手提铜锣边敲边带着后面的人大声向群众表态要坚决改正错误。“当，当，当，唔好学厓（我）样，毛主席的话，永远记心上……”
五、看露天电影：印象中，小时候公社电影队分别会在春耕、夏种、秋收之后的非农忙季节，轮流到各大队为社员群众免费放一场电影。轮到我们大队放电影时，新街的街道便成了露天放影场。
父亲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平常会在床底下放着两三张长条板凳。轮到大队放电影那天下午放影员在挂电影幕时，父亲就会把长板凳拿出来占个好位置供家人坐着看电影，而大部分离大队较远的社员就只能站着把电影看完。电影幕通常会挂在街尾的柴垛前。那时收购站大量收购干木柴，价格每百斤一元钱，平常收购站的柴垛堆得象座小山。放电影时有许多小孩爬到柴垛上坐着看幕后“镜面”电影。
小时候看打仗的黑白影片多，象《南征北战》《奇袭》《小兵张嘎》《地道战》等。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每次看打仗的电影，我看到电影幕上有人出来就会问父亲哪个是中国哪个是敌人。那时头脑中只有一个概念，好人就是中国，坏人就是敌人，看电影的全程就盼着中国打胜仗、敌人打败仗。
那时的影片远没现在这样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那时的影片多数以打仗的为主，偶尔也会放象《保密局的枪声》那样的间谍片、象《卖花姑娘》那样的外国片。当然，放的也不全是黑白片，在后期还放过《闪闪红星》《青松岭》等彩色影片。
每次正式放影前，放影员都会用类似于幻灯片的形式放几条宣传标语，象“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美帝国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每次放完宣传标语，放影员都会用话筒宣布“下面正式放影XX故事片《XXX》”。我最希望放影员宣布的是“下面正式放影彩色惊险反特战斗故事片《XXX》”，但是如愿以偿的机会极少。
每场电影都放四本胶片，每次放完两本后，放影员都会请大队书记对着话筒播送《通知》：某某生产队明天上午派多少个社员到大队部，负责把放影机、发电机、电影幕、电影片挑送到某某大队。
父老乡亲家里都很穷，拥有手电筒的家庭极少，在没有月亮的夜晚走路，多数都依靠火把照明。电影临近散场的时候，大队干部会在路口生个火堆供社员点燃火把。社员举起火把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象是一条向前舞动的火龙，场面显得有些难得的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