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年大叔的日常生活中，有两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一样是车，一样是手机，这两样东西就象是人的双脚和双耳。没了车子，就象是腿脚崴了，想去哪也去不成。没了手机，就象是耳朵聋了，想听啥也听不见。所以，中年大叔把这两样东西视作珍宝，轻易不让车子借人，轻易不让手机离身。大妈不在身边十天半月的，大叔生活自如，甚至还会过得风生水起、逍遥快活。如果大叔手头上少了车子或手机的其中一样，那么即使是三天两日一时半会也能让大叔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三十年前，城小路窄，人们日常出行，普遍以两个轱辘的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那时人们要去一个地方办事、访友，只要耗时一个大白天就能到达，人们就会用上自行车，即使外加一百几十斤的货物，都得靠自行车驮，靠人的两条腿蹬。这不单单是为了省钱，主要原因还是交通不便、汽车罕见。
改革开放前后数年，人们能见到的载货的有解放牌或东风牌大货车、工农牌拖拉机。载人的有大客车，还有偶尔可以看到县领导坐的帆布的北京吉普。后来，进口或走私入境的轿车多了起来，其中绝大多数是用公款购买用作单位领导、公司经理的专用座驾，每辆轿车的价钱就要二三十万元以上，这个价钱按当时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生二百元左右月工资的上千倍，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那时家里如果有辆摩托车就可以算得上是富豪家庭了，拥有小汽车的家庭即使在市区，那也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区涌现了一批靠承包工程、炒卖批文、走私汽车和家用电器等发家致富的爆发户，购买走私车、改装车、套牌车的人便多了起来，小轿车开始进入家庭。但普通家庭还是望车兴叹，毕竟进口小轿车即便是走私、割顶、组装、套牌，少则也要二十多万元，相当于4套四房两厅一百二十平方楼房的价钱，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心中热切地期望有朝一日能骑上一辆4000元左右的国产嘉陵牌摩托车，可看到每月230元的工资条，心里便凉了半截。看到同事、朋友骑着豪迈、名流、本田、雅马哈、大白鲨等进口摩托车，我除了特别的羡慕之外，便没了其它任何想法，毕竟一万多两万块钱在我眼中是个天文数字。在那个时期，买个100平米的楼房只需3到5万元，买块地皮建个两三层共200平米左右的自建房连带普通装修也就十头八万块钱，远远比买辆小桥车便宜。
在参加工作后的十年时间里，我的拥有机动车的愿望都只能是心中的愿望而已。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收入，对于已为人夫已为人父的我，只能过着虽说不上家徒四壁但也足够穷酸的生活，别说摩托车、小轿车，就连自行车被偷之后也只能买辆便宜的随便应付。日常生活、偿还房改时欠下单位和亲朋的债务带来的经济开支压力，已经使得我没有心思去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好在自己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带来了改变生活境况的机遇。在参加工作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我参加了市里第一次推行的领导干部公选，并有幸成为单位的副职领导，单位参照惯例给我配备了一辆1.3升排量的长安羚羊小轿车作为我的工作用车。那时公车管理非常宽松，说是工作用车，其实跟专用车辆、私家车在使用上基本没什么区别。从此，我虽然债务缠身，但也终于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我的工作用车还变换过日产蓝鸟、国产夏利、欧蓝德、广本CR-V。
后来，上级文件对领导干部工作用车加强了规范管理，单位配备的工作用车被收回单位统一管理，我又成了无车一族。一位十分要好的老乡看到我的窘迫，便把他使用才九个月的广本凌派小轿车卖给了我，价钱从购买时的近15万直接降为10万。车子是酒红色的，看上去十分秀气，家人都很喜欢。单位同僚调侃我，说住着别墅开这么廉价的车也就只有我了。我一想也是，在我住着的小区里，还真没看见几辆这么低端的小轿车。因为彼此关系好，我也调侃他，叫他应该这么想，开这么低端的车住着别墅的人也不多啊。
车辆虽然只是代步的工具，但几乎大部分时间取代了有车之人的双脚。难怪家乡的父老乡亲取笑我们城里人，恨不得上个厕所都能开着小轿车去。
至于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加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大街上，甚至是在会场，只要你睁开眼四周张望一下，就能看见到处都有不少的“低头一族”。难怪有趣的人士戏称成语“机不可失”是古代贤人为现代人生活状态所作的“精准预测”。人们与世界的交流，已经不靠传统的谈话、书信、看报等方式，打开智能手机的屏幕，飞动手指点点划划，便可了解世界动态、阅读书籍、购买商品、收支银两、办理各种业务、跟亲朋好友交流沟通，还可通过询问“度娘”获取你想知道的问题答案。手机几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所不能的帮手。换个角度看，人们几乎成了手机的奴隶，被戏称为“手机控”，人们离开了手机，便成了行尸走肉，便成了“聋哑人”。
自从用上手机至今的20年时间里，以我的亲身经历，粗略计算起来，用在更换手机、交纳话费、添置配件所花的费用还真的数额不小，估计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之多，期间还发生过许多跟手机直接相关的故事。
手机进入人们生活，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手机形状象块砖头，人们称之为“大哥大”。参加工作时，看到周边有人腰别BB机、手持大哥大，觉得很有派头、很酷，觉得有此装备的人必定是有一定身份、非富即贵的人，当时手机是稀有的奢侈品。因为所在的市比较贫穷落后，没钱建基站，要借用相邻市基站的信号，手机的入户指标要由相邻市邮政部门分派，所以常常是一号难求。有钱人想购买手机，还得花钱托人拉关系、找门路。因为供不应求，也就造就了一班俗称“阿拍”、专门从事炒买炒卖的二道贩子，一时间全城“炒风”盛行，有炒手机的，有炒BB机的，有炒地皮的，有炒批文的，有炒车的......不一而足,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趋之若鹜。当时的大哥大从邮政部门2.5万元最高可炒到4.5万元，我的校友、同事中就有几个靠着关系炒大哥大赚了不少银子。
那时，只有领导才够资格由单位配备手机。我接任单位办公室主任之前，想着很有必要整个手机衬衬即将提拔职务之后的身份。但那时购买手机要4000多元、入个户选个号码要3000多元，加起来约8000元的支出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后来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推出手机可以不入户、使用智能卡的优惠服务，虽然使用智能卡费用贵了点，但不用一下子承担一大笔的支出，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于是借跟随单位的头儿去深圳公务出差之机，怀揣着4000多元到了沙头角中英街花了3980元购买了我的第一部手机——爱立信牌398型数字移动电话，那可是当时最新款最贵的手机。想着过年能手持大哥大在人前显摆显摆，那高兴劲简直是妙不可言。从深圳回来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邮政局的营业大厅去购买智能卡，可服务员的答复就像大冬天里兜头倒下的一大桶冰水，浇得我浑身冰凉。原来只有省城及几个发达城市才推出智能卡优惠服务，我们这些贫穷落后的山区城市会不会推出、几时推出无可预期。随后几天里，我的心情特别沮丧，直到头儿见到我问知情况并私下借其他名目解决了我手机上牌入户的费用。那年春节，因为手机在手，我过得格外开心，心里暗自觉得终于混出个人模鬼样来了。
我的第一个手机使用了近三年，在一次不经意中被摔得皮开肉绽，让我心痛不已。到几间手机维修店铺一问，换个外壳要1800-2000元，几乎是手机原价的一半，一点也不划算，让我不得不打了退堂鼓。不过还好，外壳烂了裂成几块，但并不影响通话，用胶纸、胶水粘好买个皮套套上还照样使用，只是心里老是有个疙瘩硌着一点也不舒服，毕竟原来高大上的手机已经变成了烂手机。临近年终时，恰好有出差深圳的机会，一咬牙把积蓄和还没到手的奖金垫上，又到了沙头角的中英街买了也是当时最时髦的三星翻盖手机，价钱比本地便宜了800多块。这个手机小巧玲珑，样子极为好看，抓在手里感觉极好，可价钱却比第一个手机足足贵了1500大洋。
我的第二个手机使用了两年左右，一直用着非常顺手。当时流行用皮套把手机挂在裤腰带上。我随公务团去华东五市名为考察实为旅游时，在省城住了一晚，晚上逛街时看到一个十分好看的手机皮套，就买来把手机挂在腰带上。可半小时后手机不翼而飞，气得我当即把崭新的皮套扔进街边的垃圾桶里，游华东五市的一周时间里，我成了“聋哑人”。也就是这一周时间，是我用上手机后二十多年里“机已离手”的时间。从华东五市回来后，我对手机已不追求时髦了，但还是觉得三星的牌子好，就选了样子稍微好看价格2000元左右的，后来更换手机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我用智能手机是比较迟的，也是换的三星，价格4000多元，移动公司搞促销，购机费中的一半作为赠送话费，我觉得还划算才换。这手机用了5年多，实在是太过卡顿、电池老化严重，才换了现在的华为P30，用着感觉良好，尤其是拍摄功能优点明显。
车和手机都是身外之物，都是为人提供方便的工具。这两物件的存在，让人觉得距离变近了、世界变小了，的确让人出行、交流方便快捷了许多，人们越来越依赖和离不开它们也是理由十足、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看，这两物件在给人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把人的自然功能给惯得弱化了，想起来偶尔还真会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