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又有一家法院针对一件普通的离婚的案件的判决结果，在网上炸开了锅。民意沸腾。这让我联想起了今年其余的2个案件的判罚，无不让人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章

2016年，乌鲁木齐市，女市民芳芳，在单位上班时遭到领导的批评，心情很郁闷。朋友陈先生邀请芳芳来家中做客，想开导她。

在陈先生到厨房准备水果时，本来坐在客厅的芳芳突然从窗户坠下五楼身亡。于是，死者家属将陈先生告上法庭，索要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近30万元。涉事法院认定陈先生有一定过错，承担20%的次要责任，判决其赔偿家属8万元。

对此法院解释称，陈先生在明知芳芳心情低落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安慰并注意其有无反常行为，以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法院酌定陈先生对芳芳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20%的次要责任。

说实话，你看到这个判决结果，第一想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按照这种法律导向来运行，那么，朋友来家中做客都成了高危行为！

这起司法判决的荒唐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正常人，心情低落时确实需要人安慰，鼓励，帮助度过低迷期。但是，动不动就寻死觅活，高处跳楼的例子，却从未见过。那么当事人又如何预见这种严重后果呢？如果他能预见的话，也许就不会邀请对方来家中做客、安慰了。

说白了，法院只不过借助《侵权责任法》的条文做幌子，只是想和稀泥，想当老好人，通过损一方的方式来弥补另一方，平息死者家属的诉讼。至于，这起判罚，会把社会行为导向到哪个方向，当事法官脑子里，是没这根弦的。

第二章

2017年10月30日凌晨时分，死者陈某与朋友相约在某小区内吸毒，谁知突然响起的敲门声吓坏了他们，便想着爬窗逃走。在爬窗之时，陈某不小心从4楼坠下，落在了司机李某的车头位置。黑暗之中，车窗关闭开着音响的司机，没有察觉到前轮胎底下躺着一受伤者，无意之中开车碾压了过去。发现有异响后下车查看，但未能发现异常，于是回到车上继续缓慢行驶。5分钟后，李某终于发现了车下的陈某，随即向后倒车并报警。

吸毒者被送往医院，第二天救治无效后死亡。死者家属心中理亏，未申请尸体解剖。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意见认为，现有证据无法查清陈铭的死因究竟是吸毒、坠楼还是轿车碾压所造成。死者家属向司机李某起诉，申请赔偿110万元。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定，吸毒坠楼的死者需自负55%的责任，司机李某负45%的交通事故责任。在交通事故责任中，司机李某承担70%的主要责任。

这起判罚，同样引起了互联网上很多车主公民的舆论热潮。争议的焦点在于：

第一，死者吸毒产生幻觉，从4楼自主跳楼而下，头部着地，已经生命垂危。即使没有车主的无意碾压，生命也大概率失去。事后，死者家属不敢尸检，使得交管部门无法判断真正死因时，以死因不明施压法院。

第二，小区环境漆黑一片，车道两侧有杂物堆积，地面不平，无法察觉到轮胎下的异动是人是物，实属正常反应。二次检查发现是人体后，司机主动施救，积极报案，垫付5万元医药费，已经仁至义尽。

在死者死亡原因和事故责任划分上，在缺乏明显证据的前提下，南京市鼓楼区的法院仅仅以送医时吸毒者尚有呼吸为由，认定司机承担45%的责任，进行强行结案。为何不是15%，5%？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呢？死者吸毒，已经违法在先，从黑暗环境下的高空坠下，却要求司机有高度的注意义务，这种厚此薄彼的判决很难让遵纪守法的公民心服口服。

如果说，上面2个案例，对当事公民，只是造成了金钱上的损失，那么这个周末成都一家法院的判决，则让人感觉到愤怒，甚至有点不寒而栗。

第三章

这个案例，经过了包括《新京报》等多家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保证以下文字都经得起考验。

2017年6月份，成都市成华区女性董芳，与丈夫产生争执，被施以暴行。事后，她申请到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该事件成为成都市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后来她又提出离婚诉讼，经3次庭审，法院判决不离婚。

根据公开的视频资料和法院披露的信息，原告女性已经全身伤痕，连同孩子一起，多次遭到丈夫的殴打和重度虐待，血迹斑斑。原谅我，我无法将原告的身体受伤情况的画面公布出来，因为实在太让人不忍卒睹。

2018年11月12日，董芳因不堪忍受丈夫家庭暴力，向成都市成华区法院提交离婚二审上诉书。法院判决不离婚，给出的理由是：

第一，男方已经写下了道歉信，要给男方一个机会。

第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要给双方冷静期。

看完这种判决理由后，我已经顾不得用《反家庭暴力法》和《婚姻法》之中的法律条例来反驳当事法官了，想直接当场责骂，甚至用脏话来问候这种极其荒唐的判决，因为他们直接将一个弱势的妇女推向了深渊。

根据《婚姻法》规定，家庭暴力属于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受害者还可以要求家庭暴力实施者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就这起离婚案来说，一方被“施以暴行”，伤害程度已经严重到需要申请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足见暴力危害事实之严重性。通常情况下，一般离婚事宜需要冷静期，那是在财产分割不明、情感冲动等各种轻程度的离婚案例时适用。在家庭暴力已经威胁到女方生命安全的情形下，法院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已涉嫌“违规操作”。与其说是在挽救婚姻，倒不如说，让无辜者为一段危机重重的婚姻继续埋单，时间越长受伤的可能越大。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给受害者一个说法，等到她无法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的时候，她有可能给社会一个说法。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第四章：

我们回顾近年来，引起舆论关注的判决案例，无一例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之一。

第一，对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没有调查清楚，只根据一件孤立的事件，无视人心伦理，仓促判罚，导致适用法律条文不当，量刑不当。判决结果冲击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传统道德。

2015年，山东青年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一审判决无期徒刑，就是在不了解当事人及其母亲身处的恶劣环境中，教条式认为在母亲受到侮辱但是没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于欢失手刺死对方，不属于防卫过当情形，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在全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之下，该案才重新审判。

第二，在证据确凿的案例中，无法秉公执法，一定程度上在纵容按闹分配的原则，只会和稀泥，当老好人，判罚结果让坏人猖狂，让好人寒心。判决结果平息了社会某个角落里较小的冲突，却埋下了更大的炸弹。

我国社会在多种需要司法和执法力量，秉公执法时，不免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满足了他他就不会闹了的心态，违规地充当老好人、和稀泥，使得遵守规则的好人步步退让，而占到便宜的坏人越来越嚣张，导致社会公序良俗受到冲击，劣币驱逐了良币。最终坏人有恃无恐，酿成大祸，全社会来为坏人承担失控的代价。

前段时间的重庆公交上，一个巨婴大妈抢夺司机方向盘导致一车乘客坠江死亡的案例，还历历在目。如果在她第一次尝试如此违法时，我们就严刑峻法地处罚了她，当日的悲剧还会发生吗？

第三，针对单一案例进行司法时，没有考虑到判罚结果对社会公众的导向性作用。

法院的每一次判决，不仅要照顾历史案例和现有条款，也要考虑判决结果公开后，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和行为导向的结果。

2006年南京地区法院对彭宇案的判决，经过舆论的炒作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探知事情的真相了，但是给所有愿意扶助老人的社会公众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你是有可能被讹诈的。社会道德观念受到冲击，公序良俗被不当案例给破坏无遗。

难道邀请好友来家中做客，最终需要为好友跳楼负责的案例，不会影响社会公众的行为吗？

因为家庭暴力而三翻四次申请离婚却被法官劝回的案例，不会导致所有受伤害的女方觉得法律无望，从而绝望地寻找一个说法吗？

第五章：

大学问家胡适曾说：

——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我们希望，某些地方法院针对民事诉讼的判决过程中，一定要牢记：每一个公正的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

法院，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

她应该是个神圣的殿堂，在这里，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