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伊斯坦布尔新城区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以及2016年7月15日的军事政变。
塔克西姆广场（Taxsim Square）位于伊斯坦布尔新城区——贝伊奥卢区（Beyoğlu），从位于亚洲区的萨比哈·哥克琴国际机场去往欧洲区南部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附近住宿，就要从这个广场经过。我当时到达机场是7月13日上午8：30，取钱和办完入境以后，坐机场巴士到塔克西姆广场，已接近下午1点。看到广场南侧有一段围起来的长廊，两边有卖各种玩意儿的小铺子，正中间还在搭建舞台，头顶上到处飘着红白相间的土耳其星月旗，很是漂亮。还有小孩子在玩耍。
其实这个塔克西姆广场，在平时就是个普通的休闲广场，也算是市区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当然，由于地处市中心，也是举行一些政治集会的中心地带。但这次的迹象可不一般，一抬头我就瞥见对面楼上垂挂着的红底白字竖幅！
我呢，有时爱关注一下国际时政，所以看到那个大大的“15 Temmuz”，我就知道是什么事：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Temmuz是土耳语“7月”）
原来当局在两天之后的7月15号政变一周年这天，会在这个广场搞一些纪念活动。我来的可真是时候！
7.15政变是怎么一回事？之前我从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已略知一二。这次去土耳其，又向一些当地人简单了解了一下。回来之后，又仔细查阅了Wikipedia等资料。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这还得从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凯玛尔谈起：
1923年，穆斯塔法·凯玛尔（Mustafa Kemal）领导土耳其军民击败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国会授予他“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尊号，意为“土耳其人之父”。所以你在土耳其，只要说“阿塔图尔克”，就知道指的是国父凯玛尔了。
凯玛尔是在奥斯曼帝国没落腐朽时期出生的职业军人，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正是使土耳其在近代贫穷落后的根源。要使土耳其成为中东西亚地区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彻底铲除伊斯兰教这颗毒瘤，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工业。因此在共和国创建之初，他就把国家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路线确定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体制（secularism），严控宗教势力对政权的浸入。
凯玛尔（拍于安卡拉国父纪念堂）：
这是矗立在广场中间的共和国纪念碑（Republic Monument），是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建国而设计建造的。正中的人物就是凯玛尔。
那么，在从奥斯曼帝国脱胎出来、穆斯林势力根基深厚的现代土耳其，靠什么来保障世俗化呢？那就是凯玛尔在领导独立战争过程中创建的军队。凯玛尔留下遗训，他去世之后，土耳其法院和军队，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取缔具有保守倾向的政党，推翻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选政府，以维护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体，这就是所谓凯玛尔主义（Kemalism）。
有了国父赐予的尚方宝剑，作为世俗化维护者的土耳其军队和司法系统，此后一直严格恪守着国父的遗训。所以自60年代以来，短短40多年间，土耳其发生了4次军事政变（1960、1971、1980、1997），平均每隔10来年就有一次。这些政变就是奉行凯玛尔主义的军方，对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民选政府所表示的不满与敲打。
下面说说7.15政变的主要当事人：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图片来自Wikipedia）
埃尔多安（Erdoğan）出生于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早年是个伊斯兰激进主义者。1994—1998年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1997年，由于在公开场合朗诵一篇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诗歌（“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大穹顶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被“以煽动宗教仇恨”判处监禁10个月，后上诉改判为4个月，禁止参加政治活动5年。2001年，他与阿卜杜拉·居尔（Abudulla Gül）等人创立了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正发党随后在2002年土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得到了2/3以上的席位。埃尔多安于2003-2014年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Prime Minister），2014年起任总统（President）至今。埃尔多安统治期间，土耳其的经济和基础建设均高速发展，但保守的原教旨主义思潮亦有所抬头。
这次政变的斗争双方，一方是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遏制国家伊斯兰化倾向的“国内和平委员会”（Peace at Home Council），由土武装部队（Turkish Armed Forces）第一、二、三军、海军、空军、宪兵队（Turkish Gendarmerie）部分军人组成。另一方就是以埃尔多安为首的现任政府，包括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国家警察部队（Turkish National Police）、警察特别行动部门（Police Special Operation Department）、国家情报组织（Nation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简要经过：2016年7月15日夜22点多，政变部队的军车开进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主要大街，封锁了博斯普鲁斯大吊桥和法提赫苏丹艾哈迈特大吊桥。欧洲区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Atatürk International Airport）所有航班被取消。政变部队的军用直升机对总统府和大国民议会大楼进行空袭轰炸。23点左右，国家警察总部也遭袭击。23：50分，政变部队占领塔克西姆广场。00：02分，政变士兵闯入土耳其国家广电集团（Turkish Radio and Television Corporation），勒令主播宣读了一份声明：鉴于国家的民主与世俗法治已被当今政府破坏，为保障宪法、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安定，国内和平委员会（Peace at Home Council）宣布接管国家权力，并暂时实行军管。
得知政变消息后，政府总理耶尔迪里姆（Yildirim）与正在地中海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Marmaris）度假的总统埃尔多安，通过手机视频对政变进行了严厉谴责，警告要让这些人“付出最高代价”（“pay the highest price”），并号召民众和支持者上街抵制。大量民众与政府支持者不顾军方宵禁涌上街头，阻挡政变部队。
总理耶尔迪里姆：（图片来自Wikipedia）
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图片来自Wikipedia）：
部分士兵被总统支持者和愤怒的民众从坦克装甲车里揪出来鞭打，有的甚至被就地私刑处死。随后赶到的警察部队与政变军队发生了激烈交火，反政府军的军用直升机被土武装部队喷气式战机F-16空中拦截并击落。16号上午，封锁大吊桥的政变士兵向警察投降。
（图片来自百度和Wikipedia）
与此同时，土武装部队总部大楼内的政变士兵也被警察部队包围，随后投降，局势基本得到控制。政！变！失！败！在一天不到的政变中，300多人丧生，超过2000人受伤！
警方拘捕政变士兵（图片来自百度）：
政变被成功压制后，埃尔多安指责移居美国的居伦及其领导的“居伦运动”是幕后策划者，指控居伦想在土耳其打造“国中之国”，建立“平行机构”，并指责美国窝藏居伦，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受审。
居伦（来自Wikipedia）：
那么，居伦何许人也？
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土耳其政治家、商界巨贾、教育家、宗教哲学家、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苏菲派导师。（注：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教派，总部位于土中部城市科尼亚Konya。这个教派有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叫“托钵僧旋转舞”whirling dervish，我7月18号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小型剧场去看了这个仪式。后面再作一些简要介绍。）
居伦及其领导的“居伦运动”在土耳其军警、特宪、法检、文教、媒体等领域有深厚而巨大的影响力。“居伦运动” 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拥有各类私立学校和大学：在德国有20所学校和300多个辅导机构；美国25个州有居伦支持者开办的学校；在土耳其，更是有超过4000所属于“居伦运动”的高考备考学校。全球，共有超过260万名学生在有“居伦运动”背景的各种学校学习。另外，“居伦运动”还控制着一些银行、商企联合会、慈善机构，数家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土耳其大约有10%的人是“居伦运动”的支持者或同情者。
居伦早年曾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帮助埃尔多安的正发党赢得大选，埃尔多安于2003年出任政府总理。后因为受居伦影响的法检系统对一系列政府腐弊案件的调查，矛头直指埃尔多安及正发党，两人遂产生嫌隙和隔阂。随着“居伦运动”与正发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横眉冷对、分道扬镳。两人离心后，“居伦运动”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其实早在1999年，居伦就已经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尽管远离土耳其政坛，但由于“居伦运动”在全球的影响力实在太大，所以埃尔多安一直视其为心病一块。面对埃尔多安的指责，居伦坚决否认自己与政变有关，并反指这是埃尔多安为了清除异己、巩固权力而自导自演的“self-coup”（自我政变）。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Kerry）也要求土方提交经得起调查的证据，以证明居伦与此次政变之间有关联，并拒绝了土政府提出的引渡居伦的要求。
但是，不论埃尔多安拿不拿得出证据，政变失败后，他以此为由，陆续启动对军队、司法、文教、媒体等系统的大清洗：军队和司法系统被拘留者15864人，其中8133人被逮捕。48222名政府公务员、15000名教育系统人员被开除或解职、21000名教师被吊销资格。3家新闻机构、16家电视台、23家广播电台、45家报社、15家杂志社和29家出版社被责令关停。情况更遭的是，埃尔多安肃清与打压的对象，不仅包括他认为与居伦及“居伦运动”有关的人员，还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对政府与他本人持不同意见的普通民众和媒体。埃尔多安越来越成了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因此遭到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强烈诟病与抨击。
这次政变，不论是像前四次那样，是奉行凯玛尔路线的军方、司法系统与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府之间事关国家政体的角力，还是埃尔多安的正发党与其政敌居伦及“居伦运动”之间的纯粹政治斗争，亦或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self-coup”，客观的结果是，它为接下来的大清洗提供了理由，埃尔多安的权力得到了极大巩固与加强，成为这场政变的大赢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政变刚开始时他就曾说，这是“来自上天的礼物”（“a gift from God”）。
今年4月16日，土耳其又举行了由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力推的修宪公投（referendum），最终以51％支持：49％反对获得通过，国家政体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这意味着总统将由以往的虚职转而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实权。而作为世俗体制维护者的军队和司法系统，遭遇政变失败，在肃清中元气大伤，也许很难再与政府和总统对抗。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带领下，可能会走上更加伊斯兰化与保守独裁的道路。
